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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你不可能是个好新闻人。”有同行直言不讳地对我说。

    “什么是？”

    “爱打听，好传播。”

    是，我本性不是。我每天四处打电话争取采访机会，做了很多独家的选题，但这么做的目的，只是为了让领导和同事接受我，让这件事成为第二天的媒体头条。我知道什么样的题能拿奖和被表扬，可我心里清清楚楚，这些不是我打心眼儿里有欲望的题，它们不会触动我。

    有一些选题会让我心里一动，有次在报纸边角上看到一个十三岁的女老师带着一批艾滋孤儿的事。那时候媒体还没有接触过他们。报题会上大家说：“那不是我们的题。”

    有一天我看见法学会报告上有一个小数字，云南省女子监狱里，暴力重犯的六成是因杀夫入狱，吓我一跳，想知道这是怎么了，但报题会上大家说：“这是‘新闻调查’的题。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这样的时候多了，想起九八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，去一家杂志实习。编辑对我挺好，让我做“物种多样性”的封面选题。我去采访中科院植物所的人，写他们研究的困境。编辑看了稿说：“我要的不是这个，你去编译点儿最前沿的国外材料。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可是我觉得国内研究的现状要提一下啊。”

    “说了有用吗？”

    我较劲：“我不知道，但是不说的话肯定没有。”

    “这不是我们杂志要的，改吧。”

    “可是……”

    “去改吧。”

    “……”

    “你改不改？”

    “不改。”

    我俩同时把电话挂了。这是我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，我丢了它。

    有一天，一个小姑娘，我当年在电台时候的听众，从广院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来我办公室，进门也不寒暄，挺厉害地问了我一句：“你觉得现在这样有劲么？还找得到当初和听众之间那种信赖吗？”

    我愣在那儿。她转身走了。

    少年时代，我爱听台湾电台，喜欢那里的人味儿，想干这行，一上大学就去电台兼职，毕业后找领导申请一个放花鼓戏的周末深夜时段，做一档节目。

    他跟我说：“这个节目是没钱的。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“也没加班费。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“坐车也不能报销。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我掩饰住我的狂喜——真的？让我干我喜欢干的，还不用付钱？

    节目很简单，听众写信说他们的事，我不评论，也不回复，只把选中的信每个字都念出来，姓名日期在我看来都金贵得很。念完往上一推音乐键，我往后一靠，潮乎乎的软皮耳机里头，音乐排山倒海。胳膊枕在播音台沉甸甸的皮子上，胳膊肘那块蹭出了深褐色的印子。沉沉的晚上，头顶一盏小灯烤着，栎木板和皮革有一种昏黄老熟的味儿，对面玻璃反射这点小光，好像整个世界都窝在里头。从第一次坐在这儿，我不兴奋，也不担心，心里妥当——就这儿了。

    时间长了，听众说：“把你当成另一个自己。”

    现在到了电视台，做了新闻，我清清楚楚地知道，我在工作，卖命地工作，但我是在为制片人、奖金、虚荣心，为我的恐惧而工作。最简单的东西没有了，我的心不在腔子里。

    有天，吹着高高的头发，化了妆去录节目，路上碰到一个当年的朋友，看着我，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可小心，别变成最初你反对的人。”

    做了一年多主持人，二〇〇三年二月，白岩松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说新疆地震，半个小时后，你去现场。“接接地气，”他说，“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穿裙子了吧？干这行得随时准备出发。”

    新疆大地震，我们坐伊尔76军用运输机去喀什。机舱里开进三辆大卡车，放了十几只搜救犬的笼子，没座位，我找了个废轮胎坐上，没窗子，噪音大得根本听不见对面的人说话，飞了五个小时，地震局不少男同志都颠吐了。

    到喀什是凌晨三点，大月亮，天地刺白，军用卡车从飞机里开出来，我们坐上，四小时开到伽师。地面不好走，刚开始站在卡车车厢里，站不住了就蹲着。路已经破坏得很厉害，一颠簸，我和巨大的德国搜救犬一起滚倒在厢板上。它一声不吭，从我身子底下挪开，把大尾巴抽出来，厢板上一拍，琥珀色眼睛看着我，等我爬起来了，竖耳拧头目视远方。

    下车的时候，我终于踩到地上，以为自己腿软了，低头看，才发现自己站在一家人原来的茅草屋顶上，已经塌平，草从地里孳出来。

    我茫然往前走，六点八级的地震，两百多人死亡，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内，土木结构的房子基本完了，喀什噶尔平原上空空荡荡。往前走，成百的男子，围成一圈，阿訇站在中央，为盖着白布的死者念诵《古兰经》。再往前，女人们正在找大石头，在空地上架锅做一点吃的。黎明刚起，巨大的原野一片青黑，赤红的火苗一蹿一蹿舔着锅底。

    如果这会儿是在演播室，灾难对我来说，只是一个需要完成的新闻，我只关心我播报赈灾的数字是不是流利，但看见一个老大爷光着一只脚，另一只脚上穿只解放鞋，拄着拐走了两里路，从我们的卡车上翻找出一只在北京随处可见的带眼的旧黄皮鞋，端详一下，套在脚上走了，我才知道什么是赈灾。

    陈虻说过：“去，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。”

    这地震把我从演播室震出来，震到了地上。

    再往前走，走过一个坍塌半边的墙。我站住，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，是粉砂土加了一点水泥，水泥极少，一捻就碎。旁边站着一个戴赭黄头巾的维族老人，我还没来得及张口问什么，她忽然回身把我抱住，在我肩头哭了起来。我下意识地搂着她一耸一耸的肩膀，脸贴着她的脸，她的皱纹冻得冰凉。

    第二天去拍帐篷小学升旗。去的时候记者云集，小学生从废墟压着的课桌里，把红色绿色的书包抽出来，拍拍土，升上国旗，开始念“我美丽的校园”。

    做完节目，我被表扬了：“不错，有细节。”

    拍完撤器材的时候，边上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在玩。我问她们住在哪儿，小孩子领着我走，停在一个空地上。房子塌了，从家里拉出来的两床被子就放在地上，连个铺的毡都没有。我伸进手一摸，里头都是细碎潮湿的沙砾。当时晚上是零下十二度。

    “喝水怎么办？”

    她们的小哥哥拿只铁皮桶，带我走了约莫一里路，有一个积着雨水的小坑。他把漂在上面的败叶用桶底漂开，装了半桶，回来搬两块石头，把水倒在铝壶里烧。

    这就是他们的生活，而我刚才在向全国人民说他们已经背着书包开始高高兴兴上学了。

    我什么也说不出口，只能蹲下来给小姑娘把鞋带系上。

    新疆的最后一天，“面对面”制片人赛纳打来电话，让帮忙采访个人物。

    “采访谁？”

    “不知道，你自己找。”

    我找到了达吾提·阿西木。他是个村支书，戴着维族老年人那种黑皮帽子，一圈花白淡黄的络腮胡，脸又红又宽，坐在塌掉的房子前头砸坏的凳子上。他满脸是灰，我也是，头发全是头盔压的印子，这次我什么问题也来不及准备。

    我看了看周围，问：“您现在房子没有了，晚上睡在哪儿？”

    “地上。”

    “睡着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一想到家里有五个人死了，想睡也睡不着。”

    “睡不着的时候想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想以前的生活，想我村子里的一千四百多户人怎么活下去。”

    如果在演播室，这时候就会想，该第二段落了，该上升到什么层面了，但是坐在这长天大地上，什么都没了，灯光没了，反光板没了，耳机里的导播没了，我采访的人听不懂汉语，翻译是当地人，只能问最简单的问题。

    “这个地震怎么发生的？”

    “当时感觉有打枪的声音，地就晃开了，晃了两次。我就在原地蹲下来，旁边的那堵墙塌了下来。我滚进了水渠里。在水渠里面我抓住了一个桑树枝。满天的灰尘。”

    “从水渠出来以后呢？”

    “就往家里跑。到了家以后我爬上了房顶，周围全是尘土。我在房顶上挖，把房顶扒开花了很长的时间。”

    “您用什么挖的？”

    “当时找不到任何工具，就用自己的手挖。一开始看到一个手腕时也不能确定是我媳妇还是儿媳妇，等看到衣袖的时候我才确定是我孩子他妈。然后我就停下来了，其他人把她挖了出来。”

    他脸上全是灰，被泪水冲刷得深一道浅一道，翻译说到“然后我就停下来了”，我心里抽动，一时问不出下一句来。

    回到北京，从来不理我的节目策划陈耀文在食堂里端一盆菜坐我对面：“现在终于可以跟你说说话了，节目有人味儿了。”

    四月十七号，我得到通知，离开“时空连线”，去“新闻调查”工作。

    梁建增主任跟我谈完，看我茫茫然，以一种对小孩子的怜恤送我本书，写了句话：“在连线中起步，在调查中发展。”

    我回去收拾东西。史努比帮我把办公室墙上挂的画框摘下来，很大很沉。他一路拎着上头的铁丝，笨笨地换着手，下了楼。

    我回头说：“你回去吧。”

    他说：“送你过去。”

    到了新办公室，他找到我的桌子，退两步，把一张秃桌子打量一下，满意地左看右看，土得不得了。还跟我的新同事点头哈腰，意思是“姑娘不懂事儿，以后多照顾，该打打该骂骂”，就差给人敬支烟架耳朵上了。

    “画框挂哪儿？”他东张西望。

    “不了，”我说，“不挂了。”

    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二日，人民医院，运送病人的医生没有隔离服，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。图中正接受采访的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吉善，一周后也发病了。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，能不能播。但我不管那么多，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，我必须知道。（图片来自视频截图）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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